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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头红肿是一位有名字的先生

    我遇见‘龟头红肿’那天是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那是个好日子,出门前我特意看了日历,这一天本是我送大先生归西的日子。

    大先生住的医院在法租界,医院自然也是法国人盖的。病房天棚拉得异常高,屋子里旷,说话、走路都有回声,我去时正赶上中午,外头大多护士医生都午休去了,走廊里站岗的全是穿黑色短打布衫的小伙子。

    来之前,小刀建议我往点滴瓶里头扎一管吗啡,大嫂说直接用枕头盖死大先生……说到底都他妈的怪我下毒没下明白,但谁能料到这老鸡巴登中了氰化钾还能救回来?

    我的手心渗出一层微微凉的汗。

    套间病房,从门厅到真正的病房有一段很窄的过道。过道采光差劲,霉斑从墙角爬下了地板,眼瞅着就差爬到人身上来了。

    从拐角出来,光毫无预兆地变得极亮。白色的病床上,大先生安安静静地躺着,氧气罩上呼嗒呼嗒铺了一层哈气,退下去,再铺上来,再退。

    高档医院是没有消毒水香味儿的。

    我站到病床前,他便抽筋似的想要拧脖子来看我。

    还是要寒暄两句的,我挺胸抬头直了直背,再次低头刚要吱声,大先生忽然猛地弹了一下,同时我听见‘嗑’的一声,像啄木鸟磕树干的动静儿。

    我的话没说出口,牙齿差点咬了舌头——大先生的眉心多出一个血洞。

    有人在他的眉心开了一枪打出了血洞。

    他脸上最后那一点血色也迅速地被那个洞吸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凹陷的眼窝,凸出的、被鸦片熏黄的龅牙。

    我愣了一下,马上抬头。

    正对着住院部的是门诊楼,每一扇小窗户上都挂了辟邪的镜子,那破玩意儿亮晃晃一通照,照得我快瞎了。

    但我并没真瞎,于是我奔着打瞎自己的势头朝眼窝凿了两圈,一阵天旋地转,鼻腔酸涩,我转身朝病房外跑去,就用我这副涕泗横流的脸悲切大喊:“大先生让人杀了!”

    紧接着,我带着大先生曾经的一众门徒浩浩荡荡地奔向对面门诊楼。

    跑最快的几个小伙子去堵住门诊楼前门后门俩出口。

    确保出口堵了,我便带人一层楼一层楼地筛刺客。

    门诊楼总共就四层,顶层最为清冷,大多数房间堆放着淘汰的椅子、木床、设备,独独一间诊室,外头也只站了一个排号的。

    这一个老汉,眼袋快耷拉到嘴角,脸色黄里透出青,像叫人打了,细看又晓得这是人家本来就长出来的颜色。

    我抬头一看诊室牌子,硕大的俩字:男科。

    就在这间男科诊室里,我遇见了‘龟头红肿’。

    ‘龟头红肿’是有名字的,底下人盘问他,他说他叫戴逸,字临风,号云甫,在学校教国文,还给报社供稿,笔名又一口气说了七八个。

    我听得头大,干瞪眼插不上话,又瞧着他白白净净,不像个下三路有毛病的。

    他不管我怎么想,就一个劲儿叨叨。没多大的诊房里至少塞了十多个打手,个个腰上别了枪,他也不知道害怕。

    说到兴头上,他开始骂日本产的内裤不好,说他过敏了。

    旁边早给自己浇成水泥雕塑的老医生终于变成了人,点头附和说:对,龟头红肿。

    我带人刚想撤出去,‘龟头红肿’三下两下脱了裤子,裤子当啷在他俩脚腕上,他拽住我,非得让我看他龟头。

    大先生一死,我就是法租界最大的流氓。当我第一眼看到‘龟头红肿’的龟头时,我觉着我这个流氓被人耍流氓了。

    那东西活像小和尚的脑袋!

    小孩儿头发软,老师父给剃度之前要先用烫水浇几遍,刮又要比刮大和尚细致狠厉。‘龟头红肿’的龟头肿得很厉害,真的很像小和尚被祸害的脑袋。

    不过这已经是半年前的事。

    现在我和‘龟头红肿’坐在一间西餐厅里,窗外就是外滩,窗户虚掩着,海风咸腥。

    ‘龟头红肿’从天文说到地理再到‘九一八’,说一个事儿,得夹进去许多他的个人观点,我发现他声音不难听,就是哪里的方言都掺了点,还一会儿变一个口音。

    毋庸置疑,‘龟头红肿’是个邪性的人,也是个邪性的老师。

    我之所以坐这听他说,因为他刚好教的就是我妹妹在的那个班。

    “何先生,小嫚说你不要她上学了,她才十五岁,怎么就不许念书了呢?”

    我一听,就知道小嫚这丫头又胡扯了。

    小嫚跟我说,她在学校学的一门课程叫‘家事通’,那女老师每天教怎么挑猪肉、如何选玻璃丝袜的,如何伺候丈夫云云。她不想学,我也不想她学这些。我的原话是让她逃了这节课,老师那头我去说。没想到这丫头连学都不给我上了。

    我故意用红铜叉子使劲咔嚓白瓷盘,咔得自己的耳廓都麻了,于是一冲动开口问:“你龟头好了吗?”

    西餐厅里的人不少,一扇钻得全是孔眼的木屏风挡不住什么,穿洋装的小姐们花容失色地看向我们这桌。

    他把手放下去,在腰带上扯扯,又挠了两把。

    我心惊肉跳,自从他当我面脱过裤子,我就见不得他把手放在腰周围——就……总觉着他要脱裤子。

    西餐厅门口的风铃被撞得叮铃铃响成一串,响声还未停,走进屋的汽车夫已经俯在我耳朵边儿:“何先生,大嫂在屋里唱戏割了脖子!叫你马上回去!”

    我腾地站起来,起得太急,腿撞了桌子,桌子一晃,‘龟头红肿’的盘子也跳了一下,弹了低头吃牛排的他一脸黑酱汁。

    “抱歉,有点事儿。小嫚的事谢谢戴老师费心。”我礼貌地朝‘龟头红肿’点头,然后快步走出了西餐厅。

    我的汽车横冲直撞地去了大先生的公馆——这公馆两年间换了八个姓,前七个无一例外在这儿叫人杀了全家,大先生还好,只死了自己。

    我到的时候,大嫂卧在罗汉床上,正在捅咕个烟泡。她脖子上连绷带都没缠,只能看见一道刚破油皮儿的伤,还抹着一层黄药水。

    见我来了,她溜了我一眼,让我帮她弄。

    她最喜欢我给她烧的烟泡,不焦不浓,不像其他的下人,一整个玻璃罩都熏得黑布隆冬,抽起来呛嗓子。

    大嫂以前是京城最红的坤旦,自从大先生娶了她,她不登台已经十多年了,也被大烟坏了嗓子。

    大嫂慢慢吐了口烟:“谁知道那婊子送我的剑还是把开刃的!”她抚着自己胸口,烟枪打了横,“ 吓人。”

    那管烟枪是大先生特意找人打的,烟嘴是翡翠的,光一耀,流水在一瞬被凝成冰,透亮透亮的。

    大嫂又吞吐了一会儿,歇过了劲儿,便把手伸向我,跟才看见我似的笑了:“小莲藕。”

    “哎。”我应了。招呼下人打来一盆水。

    水是木盆装的,里头盛了艾草叶。大嫂撩起旗袍,就这么把脚塞进盆子里。

    这木盆比其他的盆要深、比桶还矮,水花儿溅到了我脸上,我便用袖子蹭了,然后像小时候那样,半跪下来,仔仔细细给大嫂洗脚。

    大嫂用她那已经变得喑哑的嗓子唱游园惊梦,我反倒觉着这样才好听。

    热水变温水,她也唱累了。

    我给她擦脚,同时说:“您招呼一声我就来,不用抹脖子吓唬人。”

    她用余温依然滚烫的烟枪戳了我两下:“何先生现在可不好叫了。”

    我便笑:“哪儿的话。”

    大嫂提起脚踹我的肩:“我明天要去基斯汀定几套洋装,压压惊,你陪我去吧。”

    旗袍开叉抬高,经不起她这番扑腾,我赶忙伸手拽下来她的旗袍裙摆,哄她:“好好,你要几点出门?”

    “明天上午九点……十点吧。”

    “那我回去了,”我把刚才给大嫂洗脚时挽上去的袖子撸下来,“何小嫚这丫头又闹人了。”

    汽车慢悠悠碾着石头,发出疙疙瘩瘩的声响。

    大自鸣钟还亮着灯,那栋楼是日本纺纱厂,里头装的是中国女工。黑天白天地干活。

    路过维纳斯,彩色的灯在车窗上铺成虹,歌女在里头叫魂儿一样咿咿呀呀地唱。

    我在路上浑浑噩噩阖了会儿眼,直到汽车夫喊我,到家了。

    这两栋小楼是大先生送我和小刀的联体别墅。

    小刀一三五住书寓,他最近新看上了个自称‘潘先生’的高级妓女,二四六日住在英租界的一所公寓,那里住着一位他登报又砸钱灌唱片捧出来的刀马旦。

    所以,属于他那两撇儿,基本只见得着佣人。

    我这撇儿就热闹多了,小嫚这个活祖宗大晚上让人把留声机搬到了院子里,穿着她那又短了好几寸的褶皱西裙,放着洋曲儿跳大神。

    可能她不是在跳大神,但我觉着她假装抱着个稻草人的模样确实神道,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小裙子飘飘荡荡,露出白净净又细瘦的腿,我看得三尸神暴跳:“你这裙子怎么回事?”

    小嫚还以为我真心发问,小鹿一样跑去把留声机关了,跑回我面前,宣布重要发明一样扯了扯她的黑色褶裙:“之前我只把裙腰往里折,裙子是短啦,可底下裙摆不飘,不好看,我就加了腰带!”

    小嫚转了个圈儿展示她的裙子:“先把腰往里折两扣,然后再系腰带,裙摆就能飞起来了。”

    “你老师说你缺了好几天的课,你跟他说是我让的,他就来找我了。”

    “哪个老师?”

    我脑子里想着‘龟头红肿’,差点脱口而出,幸而及时止住:“戴老师。”

    小嫚‘啃啃’的清嗓子,我告诉她,除了那什么家事课其他都得去上,本来我还想说她那裙子,又怕说不好这孩子闹别扭,就没张开嘴。

    上海的夏天赶上天上没云只有个大太阳的时候,就是那种干巴巴的热,把人身体里那点儿油水烤出来,叫人觉着自己活像从烧窑里刚拖出来的陶器。

    ——所以第二天我到公馆那头时,大嫂窝在阴凉的公馆里不肯出屋,描上眉画上眼,又开始比划那把剑。

    大嫂誉满京城那几年,也是不曾扮过虞姬的。她唱最多是杜丽娘,杜丽娘用不上虞姬的剑。

    我陪她耗到中午吃完饭才出门办事。

    大先生一死,印度那烟土商没了大买主就反复来找我磨嘴皮,我还是像上次那样告诉他,我手里除了脚行只有几艘破商船,可买不起他手里的货。

    之前和大先生水火不容的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也终于肯收我的礼了。

    礼物不贵,就是几箱栖霞苹果,从老督察长家乡运来的。

    到了傍晚六点多,太阳消停了,晚霞明艳,我去公馆接了大嫂去定做洋装。

    她逛得意犹未尽,可脚踝已经叫细窄的高跟鞋磨破了皮。她疼得不好走路,我们只好打道回府。

    路不平,汽车晃晃悠悠。

    大嫂把头靠在我的肩上,说话轻飘飘的:“小莲藕。”

    我这个角度,一眼就能看见汽车夫后背绷紧了——‘小莲藕’这几个字不代表什么好东西,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怎么一回事。

    但大嫂没有恶意。

    我把她送回公馆,没有再劳汽车夫送我。他本来就是跟大先生的,该留在公馆浇花伺草,何况我自己也会开。

    车开进了院里停稳,抽烟的功夫,我脚边的马葫芦盖突然动了!

    我的背一下子就凉了——最后打死大先生那一枪虽然不是我开的,但他杯沿儿上的氰化钾到底是我抹上去的,冤有头债有主,他不认得那刺客,可认得我,大先生真化了鬼,那必然是来找我!

    马葫芦盖颤巍巍地被顶开一道缝,“吱嘎”一声,它完全被掀到一旁,原地左右摆摆,‘鬼’的两条手臂先钻出来,而后灵巧一跃,整个身也全上来了。

    ‘鬼’整个身露出来,我也就看清楚他其实是个人。

    只不过这人的身体正滴滴答答地往下流淌秽物,那东西爆发出天崩地裂的味道,绝对不是屎——屎没这么臭。

    这人味觉失灵了一般抹一把脸,笑出白牙:“何先生!”

    我定睛一看:“龟头红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