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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让日本人轮着干过!

    之后他隔三差五找我,我便天天给他留门,负责守门的那几个门徒都认识他了,一见着他都怪模怪样地叫‘嫂子’。

    我在屋子里听得真真亮亮,等见了他,我忍着笑,装成不明白的模样,煞有介事地管他叫‘嫂子’。

    他没办法,只好挺直腰板一拱手,喊我‘大哥’。

    我活了二十六年,爸爸姆妈都在时,我是家里的长子,一向被教导要让着小嫚。

    从未有人让着我,更别提像戴逸这般有求必应。

    戴逸大多时候客客气气地照老样子喊我‘何先生’,被我磨得要疯魔了就‘爷爷、爷爷’的喊。

    作为戴逸的‘爷爷’,我本以为可以和他相安无事的好一阵子,不过没想到,拢共不过一个月,我俩就翻脸了。

    事情要从小刀那边儿说起,他的堂子、赌场被我的人搅和得呜泱瘴气做不成生意,小刀熬不住,撺掇法租界巡捕房那位督察长当中间人,约我在茶馆吃讲茶,想和好。

    他知道我是为何事恼他,眼泪叭嚓地烧了一车烟土,说再不碰这个道儿了。

    人都是妈生的。小刀不像,小刀像是钱眼儿里生的。

    黑烟滚滚,烟土烧起来有一种特殊的肉桂味儿。

    在浓郁的肉桂味儿里,小刀涕泗横流。我见他真的伤心,咬咬牙划给了他一家当铺哄他。

    和小刀和好了,他找我去泡澡,我说去看戏——我还带着一身戴逸啃的吻痕,不好脱衣服泡澡。

    小刀向来不乐意看戏,无论是越剧京剧粤剧。我便把留在车上的展开给他看,副刊上印着曹之瑞的大脸盘。

    小刀一看,贼兮兮笑着:“走走走!去!”

    红了的名角戏票才卖二十块,看曹之瑞要五十块一张,还次次满座卖出票去——原因不为别的,曹之瑞,乃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的大名,他是个戏痴,时不时的就自己扮上挺着个大肚子登台唱上一唱。

    这么多人愿意去看曹之瑞,而不去看娇滴滴的名旦,都是怀着和小刀一样的心思——奔去看大督察长出洋相的。

    汽车路过金凤凰路的路口,路口那儿安了个交通灯,底下站了个包着厚厚白头巾的大胡子印度锡克人,是负责拉交通灯的。

    那大胡子一直瞄着我们的车。赶上阴天,乌云层层叠叠,并不多么的热,可这大胡子偏偏汗如雨下,河里捞出来一般,眼皮还不停卡么卡么的。

    他和我对视上,别开眼,抬起胳膊拉下交通灯的手杆,上头的绿灯就变成了红灯。

    停路口等红灯的功夫,小刀还在笑嘻嘻地说新认识一个电影演员,多么多么的漂亮。

    汽车是小刀的,他天天招摇开着去嫖书寓去泡戏子,车脸挂着那搪瓷牌子上的几位车牌号,整个法租界的人都倒背如流。

    我觉出哪里不对劲儿,一抬头,隔着透明车窗看见戴逸的脸。

    戴逸也看见了我,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小刀身上开两个洞。

    他是专门干这活儿的人,丝毫不拖泥带水,小刀带着的门徒不多,我一嗓子就把他们全喊住,谁也没去追。

    过了最金贵这一两分钟,戴逸早没了踪影。

    医生在手术室忙活了一个多小时,手术室门顶上的红灯才灭。戴口罩穿白大褂的医生带着满脑门汗珠儿走出来,告诉我:“醒不醒看董小刀先生自己个儿的造化吧。”

    我没想到留过洋的医生还会在这跟我扯什么造化不造化的,气得要打人,幸好门徒扑上来,及时把我拉住了。

    小嫚被我送到大嫂那里去了。她和大嫂亲近,之前大先生在世,我怕大先生见着小嫚起歪心思,一直不敢总让她天天去公馆晃悠。

    而我则是揣了一把点二二手枪,坐在院里的小马扎上等戴逸。

    天色一层一层暗了,蛐蛐或者蝈蝈开始叫,其实我分不大清,这两天下雨下得勤,蛤蟆也蹦跶出来,“咕嘎咕嘎”叫着夏。

    戴逸来了,甚至比寻常时间更早一些。

    “何先生!”他还是像往常那样笑得明朗,没事儿人似的,带着一身夜里特有的清凉水汽,见了我,就把手揣进怀,似乎要掏什么东西。

    ‘这人要小刀的命’,我一遍遍默念着提醒自己,然后抬头看他:“你知不知道董小刀是我什么人?”

    夜色下,戴逸的眼睛比天上的月亮还要亮上几分,他回答:“是你的朋友。”

    我沉默了一会儿。

    戴逸静静看我。

    我不如他那样会讲话,只说:“小刀做了什么事情?”

    他不答,我又说:“你杀了小刀,惦记我死活的人就只剩我妹妹和大嫂了。”

    “我惦记你。”戴逸把他怀里藏着的圆筒玻璃瓶掏出来。

    我没心思看他带来的是什么东西,他温温顺顺的一副好欺负的样,我的太阳穴气得一蹦一蹦地疼,从小马扎上站起来,用枪对准他,口不择言:“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惦记我?你他妈摸黑找我就为了那点事儿,你就是只发情的狗!”

    人是有劣性的。我是人,所以我有劣性。我的劣性就是戴逸越让着我,我越要蹬鼻子上脸。肆无忌惮。担心他扭头走了,也担心他不走。

    戴逸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枪,仿佛那不是一把枪,而是小孩子手里的拨浪鼓。他叹了口气,弯下腰把圆筒玻璃瓶放到地上,真的走了。

    我这才看清楚玻璃瓶里装的是什么。

    星星散散的萤火虫在瓶子里静悄悄地发着光,既不到处乱撞也不完全停着,偶尔闪一闪屁股后头的光,满满一捧的亮盈盈。

    第二天一早,守在医院的人打来电话,说小刀醒了。

    我绷了一晚上的这口气终于松了出来,脑子里乱糟糟的线团也一条一条捋成了顺的——戴逸给谁干活我大约猜得出,如果小刀和日本人不搭关系,他不会无缘无故去杀小刀。

    汽车朝法租界医院开。

    一个礼拜没上街,我突然发现街上有几家裁缝铺、饭馆、书店通通变成了烟馆。

    我想到小刀当着我的面烧掉的那车烟土。

    路过公董局,我示意汽车夫停车,直接进了曹之瑞办公室。

    他见我来,吓了一跳:“何老板?”

    我也不跟他寒暄了,开门见山:“大哥,我有两件事儿问你。”

    曹之瑞放下笔,示意我问。

    “街面上新冒头的那些个烟馆是不是董小刀开的?”

    曹之瑞不说话,皱起眉毛面露难色,我知道这是他默认了,继续问:“烟馆的牌照是找你批的?”

    曹之瑞的神色变得复杂,他把手伸到鼻梁上,极疲惫地捏了捏,叹道:“我没有这种能耐,他找的日本人的关系。”

    这么多烟馆要供,小刀肯定不只那一车烟土。

    他可能有十车、一百车,但被我熬烦了,忍痛烧了一车专门来糊弄我。

    日本人能给他这么多张烟馆牌照,让他合法卖大烟……

    我的脑子嗡一声,耳鸣声不断。

    等到了医院进了小刀病房,沸水烧熟的耳鸣声还没有停下。

    小刀刚好和大先生住了一间病房。

    倒也算不得‘刚好’,这是医院最高级的套间病房,他有钱,自然要住到这里。

    我坐在小刀的病床旁边,不顾他还虚弱,开口问:“你帮日本人做了什么事儿,人家要批你的牌照?”

    小刀脸皮儿焦黄,嘴唇青白,眼珠转了两圈,就是不说话。

    “什么时候了还不能撂实底儿?”

    他呼嗒呼嗒地喘了两口气,瞟过来:“我运了粮食棉花还有枪支弹药给宪兵队,他们说,拿掉曹之瑞,督察长也给我当当。”他呼嗒,如离水的鱼,然后继续道,“军统的废物,老子是想杀就能杀得了的吗……”

    我想起二十年前,讨饭讨到一个热腾腾包子,会把包子肉馅全让给小嫚吃的那个小男孩,我就喘不上气。

    我看着小刀,只觉越来越不认识他。

    他说够了、骂够了,病房里沉默下来,我忽然道:“我送你去香港吧。”

    “去香港?”小刀的嗓子哑得嘶嘶的像蛇,“去香港跳海啊?”

    “给日本人干活,谁不想杀你?”

    “你什么意思?”小刀用上全部的力气也喊不大声,“别人叫你一声何先生,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

    我不再说话,从椅子上站起来往门口走,小刀在我身后,越嚷越来劲:

    “最下三滥的妓女都比你强!”

    “你让日本人轮着干过!”

    小刀出院后,在我们的联体别墅之间砌了一道墙。

    他把他那些相好的女人都叫来家里,自己闭门不出,连客也不见——他是真的怕死了。

    工匠垒砖,瓦匠抹泥。

    小凿子“嘣嘣嘣”地日夜不停。

    小刀那些个相好的搓麻将,“哗啦呼啦”、“碰”、“姑奶奶胡了”……

    诸如此类的动静儿日夜不停地凿着我的脑花儿。我坐在窗边,看楼下草丛里散发着一个点一个点的荧光。

    那些小点们是戴逸送我的萤火虫。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怕这样困着它们它们要死,就放了。

    谁知萤火虫一直窝在我的院子里不肯走。白天找不见它们,一到晚上就绕着青草跳舞。

    后院传来几声狗叫。

    我没当回事。

    那狗叫几声就不叫了,我一颗心反而悬起来——可别是谁家狗跑我家来被馋嘴的门徒捆了吃肉!

    我从楼里跑出去,四处没看见狗影子,树叶剪出自己墨水一样的影子贴在地上,一阵风吹过去,影子晃起来。

    一双手从我身后拦上来抱住我,发出极逼真的叫声:“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