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庵来的新人，男的

    “你又要去尼庵？”

    中队长抬起手搂我的肩膀，在一阵轰隆隆的轰炸声音中，他这样说。

    美军飞机的轰炸其实早在中午时分就停下来了。

    现在是晚上十点，只是幻听似乎不打算饶过我。

    这里的土地比我的故乡更干燥轻薄，军靴踩上去，像踏在了黄色的面粉上，洋洋洒洒，我总觉着嘴里也充满沙土。

    “尼庵可是来了新的，大队的人死光了，他们那几个姑娘都归我们了！”中队长笑得油腻猥琐，贴在我耳朵上吐热气。

    中队长的肠胃一定不怎么健康，否则他口腔里汹涌澎湃的恶臭味将无法解释。

    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然后在他的注视下，朝尼庵的方向走去。

    我已经十年没有回家了。

    我来到这片土地时是15岁，现在是25岁。

    昨天我的继母给我寄来一把匕首，信纸上没有字。

    这把匕首不是用来防身的。

    如果我被敌人抓住，我的继母希望我用它来自尽。

    如果我没被敌人抓住，我的继母希望我用它来自尽。

    我死了，她再也不用摆出那张忧愁的脸。

    而我的父亲正在竞选内阁总理大臣，为了民众那一张同情票，他一定会舍弃如此平庸的我。

    我的死是我家人的众望所归。

    里写道：“所谓忠义，就是死。所谓武士道，就是死。忠义两全就是死。”

    我用很少的钱买了军票，一张是半小时，两张是一小时，我拿走二十张，这样我可以留在尼庵直到天明。

    我换好军票往院子里走，管‘尼庵’的老板在我身后高声嚷“这样不合规矩”，老板娘立即拽住他，又刻意压低了声音又保持着恶狠狠的语气：“那是清水大将的儿子！”

    我的名字不是清水晴彦，而是“清水大将的儿子”。向来如此。

    尼庵是真的尼庵，尼姑跑了，这地方成了慰安所。

    左手边第一间。

    屋子里一如既往地充斥着一股腥膻味道。腐败的精液的味道。

    士兵们擦拭过下体的高级卫生纸全部堆在墙角，形成了一个小山丘，高高的、黄黄的。

    屋子里的女人背对着我。

    她的肩膀比一般女人更宽，头发非常短，显得脖子到肩那一段暴露出来的皮肉相当漂亮。

    当地女人为了不被我们抓去，有的剃光自己的头发，有的去粪坑里打滚，沾上满身、满身的蛆虫，也有的举着刀子划花自己的脸。

    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我父亲说这是一个残暴的民族。

    我没明白我父亲是什么逻辑。

    我总是不懂他，所以不再费力气去研究他。

    左手边第一间。

    上次我来这屋是半个月前，那个女人被我放跑了。那女人头发很长，脸圆圆的，稍稍有点胖。

    背对着我躺在石床上的这一位瞧身形就能瞧出不是她。

    这很好，说明那个女人成功跑了。

    当地有一句俗语：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

    我知道这不是好话。不过也可以反着用。

    我来尼庵不为找女人，我只是讨厌大通铺。无休无止的呼噜声像飞机在轰炸。我害怕。

    慰安所里没有呼噜声，那些女人从不敢睡觉。

    可这地方对我来说也是奢侈的。

    我一个月如果来这里超过三次，就会有人把这消息传给我的父亲。

    屋子不大，石床和墙壁连成一体。一张木桌，上面放了镜子、木梳、避孕套、消炎药膏。一把椅子，坐过的人太多，木头发黑，油亮油亮的。

    我拉开抽屉，打算放军票进去。抽了一下，没抽动。抽屉里的滑轮多半别住了，用力一拽，抽屉开了军票洋洋洒洒蹦出来，飘得哪儿哪儿都是。

    我觉得惊讶。我从未见过哪个屋子有这么多军票。

    食指长度，薄薄一张，简简单单地用日文写明了用途。

    我想起中队长说的“来了新的”。我大概是正好闯进了‘新人’的屋子。

    我把票据放回抽屉里，将它推回去。我本没想数一数，但收拢票据时被迫记住了，82张。

    我在地上躺下。疙疙瘩瘩的泥土地和家里丝滑的木头地有很大区别。

    足足半个巴掌大小的蟑螂从我面前快速地爬，爬到墙角，它沿着逼仄的墙缝钻进去，悉悉索索，我知道它还在。

    那里头一定还有很多它的同伴。

    十年前我可能会跳起来，因为我最害怕虫子。

    但现在我一动不动。

    白天一遍一遍地重复。

    天上有美军的飞机轰炸，江对岸有国民党军的炮火，林子里还有不要命的游击队。

    最后的这伙人人数最少可也最可怕，让我们无法安心睡觉。

    中队长曾抓住过游击队。他们的枪是弯的，我们报废的枪支都没废到这种程度。

    刺刀豁开了他们的肚子，胃里还有没消化的食物。

    全部都是草。

    他们连草都吃，我的父亲说这是一个残暴的民族。

    我和石床上的人好比一人一鬼，人看不见鬼，鬼看不见人，互不打扰。

    我睡得极好。

    第二天夜晚，我再次走进这间屋子。

    抽屉里的军票一张都没有增加。

    我进去过的屋子，再没人敢进。

    因为我是“清水大将的儿子”。

    推上抽屉，看见桌子上边摆着消炎药膏，崭新的一管，蒙了一层薄薄的尘。

    石床上的那个人还是背对着我，一动不动。

    这座城市没有四季。天气永远闷热。

    我坐在地上，注视着这个人凸出的两片肩胛骨看了看，用中文问：“你死了吗？”

    他没有理我。

    我想了想，用朝鲜语问了一遍，用缅语问了一遍，用马来语问了一遍，用他家禄语问了一遍，用英语问了一遍……

    因为被抓来的慰安妇，有的是朝鲜人，有的是缅甸人、马来西亚、菲律宾……

    没人理睬我，我停下来，躺下睡觉。

    第三天时，屋子大概是被人打扫洗涮过，难闻的味道没有了，反而衬出这人身上新鲜的血腥味。

    我看见那管依然未开封的消炎药膏，壮着胆子靠近石床。

    我屏住了呼吸，手指即将碰到这人肩膀，对方转回了头。

    我条件反射地蹿出去，扑通一声脑袋撞到了后头的木桌子，椅子噼里啪啦倒下，而我连滚带爬地举起长枪，枪在我手里发抖。

    在这停不下的战栗中，我看清楚了他的脸。

    他。

    居然是个男人。

    长得很好看，很安静。

    温和无害。

    我端着长枪发抖。

    对峙了多久，我就抖了多久。

    他可能是觉着我很好笑：“新兵？”

    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我在这一瞬间决定撒谎。

    我摇摇头：“朝鲜人。修枪械迫击炮的。”

    前半句并不算说谎，因为我的生母是朝鲜人。后来她被我父亲用竹席裹得结结实实，木棒一下下打在竹席上。

    直到竹席上的血变成了黑色。

    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雪，我隔着竹席问她：“阿绵，你死了吗？”

    她是家仆，父亲不允许我叫她母亲。

    她不回话，她已经被父亲打死了。

    “朝鲜人。”这人念了一遍，点点头，看他表情好像是在同情我。我们抓当地的农民逼他们修建地道，地道一旦修好，他们的死期就到了。

    他大概以为修枪械的朝鲜人也是一样，修好那一天就是死期。

    “上战场吗？”他问。

    我的脑海里出现自己端着机枪麻木地扫射的画面，我继续撒谎：“当然不。”

    他不说话。我捡起来刚刚丢在地上的药膏，心慌口干地示意他。

    白底儿绣着细碎兰花的被子被他推到一旁，他允许我过去。

    他两只手被粗重的铁铐拴在一起，铁铐连着的链子钉在墙上，长度只够他下床，都不够碰到那张桌子。

    我观察着他的身体。

    他的小腿上缠着纱布，纱布被鲜红洇湿，血腥味由此而来。

    我越来越好奇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慰安所从未有过男人。无论是战俘还是当地百姓，再好看也不会被留下来。

    那么到底是战俘还是百姓？

    他的身体滚烫。他在发烧。

    药膏里自带薄荷一类的成分，清清凉的。

    他身上好多咬伤。若不是齿痕是整整齐齐的，我简直要以为之前在他身上发泄过的是狗，不是人。

    他分开双腿，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伸手。

    但我还是要伸手的。

    我摸到了薄薄的血痂。在他两腿中间，滚烫的、软软的。

    药膏带着我的手指钻进去，我极小心，怕再次伤到他，可他的身体几乎要灼伤我的手指。

    我侧过头看了一眼从墙壁垂下来的铁链，然后挤了些药膏，再次送进入。

    恰巧军医也闯进屋子。

    这种屋子是不许上锁的。军医大概是没想到屋里有人，而我的手指此时还插在人家的屁股里。

    军医神色难堪，他说他要给这个人的腿换药。我叫他留下那个银色的托盘。

    纱布一层一层剥开，剥到最后，血黏连了纱布和破损的皮肉，我停住手，均匀地洒上碘伏，等着黄色的药水彻底泡开纱布，才撕掉最后一层纱布。

    我终于看见了他的伤口。

    枪伤。

    没有开刀痕迹只有缝合，子弹想必是穿透了他的腿骨。

    我替他上药，重新缠好纱布。忽然探身去摸了摸他的手。

    百姓手上有茧，因为要挥锄头种田除草，兵手上没有。

    兵的手大多数软软的，因为在这个战场上，大多数兵没等手上磨出茧子，就死了。

    他的食指关节有茧。

    我越发想不明白他是干什么的。

    但我能确定的是，这人将会是我去死的路上最珍贵、最赏心悦目的玩具。

    “谢谢，”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打好腹稿，开了口：“我叫阿绵。”

    我把生母的故事说给他听，我成了一个苦命的家仆。

    然后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