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镛和他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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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陈庆镛，对泉州人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说话间，自然是他敢于直谏，是清朝出了名的“天下三大鲠直御史”之一。

    陈庆镛的直谏之名，能与朱琦、苏廷魁齐名，是因他在道光二十三年间，在无人敢言的情况下，毅然愤书了申明刑赏疏，使道光皇帝重新起用琦善、奕山、奕经、牛鉴、文蔚等卖国贼的意图破灭，不得不收回成命，让这帮人闭门思过，终生不用。

    陈庆镛是清后期著名的爱国志士，他支持林则徐禁烟，是著名的儒家思想传承人。鸦片战争时期，作为主战派人士，他与林则徐等人的政治主张一致，坚决抗英斗争，并对抗英中牺牲的英烈，深表崇敬，著诗悼念。

    一方面，他坚决要求强化水师，刑赏分明；一方面，又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战略思想，试图通过政治改革，重振大清帝国；同时，他又坚守着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对内主张忠君报国，坚决镇压农民起义，以维护清王朝腐败的封建统治。

    陈庆镛是清代知名的儒学家，他饱览古今、知书达礼；为官清正，教书育人。特别是他奉行的“实事求是”精神，更为后人推崇，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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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秋时节，我们一起来到陈庆镛的故居，在他的故居前，同时想起了这位泉州乃至中国知名的前清故人——著名的儒学家和直谏御史。

    陈庆镛的故居位于西门外塔后村（今属丰泽区），其占地面积500多平方米，是一栋传统的闽南风格古大厝，至今已有190年的历史。由于风雨削刷，故居除了书房保持较为完好之外，其内部主体结构已大部分坍塌，但四周的墙体依然还在。后来，陈庆镛的后人对故居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翻修，根据原状，把主厝的前半部分全面翻修了，后半部分则原封未动，保留在苍老的岁月之间，静静思考。

    我们由左往右而行，古大厝经过翻修的前半部分，下石上砖，中间的窗户是整块的辉绿岩雕刻而成的窗石，三根竹状似的柱体，盘着花鸟，内圆外方，四个方角上各有四只展翼的蝙蝠。自古以来——“蝠”即是“福”也，四角上刻有蝙蝠，其寓意为四方来福！左边护厝门上，有一块石碑，刻有陈庆镛的亲笔题书“实事求是”四个字。

    由正门而进，石大门上的横批上写着“颂南风韵”“颂南”即为陈庆镛的大号，故“颂南风韵”四个字，也该是后人翻修时请人书刻上去的，并非古厝原有。石门之上，还有一块木制匾额，上面有楷书“黄门”二字。据乡民介绍，当年道光皇帝曾微服御访过陈家，故在陈庆镛的故居门上，有“黄门”二字，实乃大谥也。然根据史实，道光皇帝其时年事已高，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想从北京微服来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那么，这“黄门”二字又作何解释呢？原来，据传陈庆镛曾有一同僚名士，在他大厝落成之时，为他题写了“芡门”二字，是为相赠也。故当时陈庆镛的府第，有人称之为“芡门居”或“芡门府第”

    后来不知何故，民间流传道光皇帝曾经微服御访过他家。加之时间一久“芡门”二字的匾额年久失修，不知是丢失还是损坏，民间纷纷传说，此二字应该是“黄门”吧？表示皇帝曾经入过此门。自然，不管是民间百姓对他的尊重，还是传说中的以讹传讹，后人重修此居时，便想当然地把“芡门”二字，修改成了“黄门”

    然而，此二字一经修改，则其意全变，大大扭曲了陈庆镛同僚的本意。原来“芡”是一种睡莲科植物，和荷花、莲花相类似也。它们生长在水中，故出污泥而不染，其果实可以入食亦可以入药。陈庆镛的同僚本想借用莲花之意，称赞他刚直不阿，为官清廉，深受朝臣的尊重。故赠“芡门”二字时，其意正是清正廉洁之门也。

    事实也是如此，陈庆镛的故居虽是传统的闽南古大厝建筑，却在建筑风格上全部趋于平民化。除前半部分翻修后情况不详之外，其原来的外墙裙亦是大块花岗石头砌底，上面的砖墙则是外砖内土块的“土葛封砖”式砌体，而内墙则用芦苇秆竖编，在外面抹上一层泥灰分隔墙板。整栋建筑从内到外，均为平民式建筑风格，没有半点奢侈之状，也不见一处雕梁画栋、安金抹彩的。足见其一世为官，两袖清风，一尘不染。

    入得正门走过天井，便是上厅堂了。厅堂上立有四柱，正中梁上挂有“进士翰林”四个字的牌匾。陈庆镛26岁中进士，后来官至御史，故再往后看去，正大梁上悬挂有一块“圣旨”的金牌；厅堂正中之梁上，则有另外一块牌匾，上面书有“监察御史”四个字。从内到外，这些牌匾都是用深棕色的主体，烫上金字。

    自然，以上这些，都是后人翻修时加上去的，并非故居的原物。堂中正坐的“颂南公大人像”所着的并不是清朝的官服，而是不知哪一朝代的服装，看那样子，似乎有点形似古代的财神爷，不知何意。

    除了前半部分正面结构倒塌重修之外，其外墙体及外墙体上的砖花格子，基本上保持完好。左后侧的书房，更是保持原貌。其整体结构完好，似乎不见有老朽之态式。可见，这190年的风雨飘摇，对这护厝，并没产生多大影响。

    护厝的前方，有一株古树，不知何年何月所栽，看来，已经十分苍老了。它应该能够看到，陈庆镛当年忙碌修学的身影。但古树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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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二十四年，陈庆镛因上奏河防筹画疏，周详地提出了修治河南一带黄河河道的计划，并指出：“河治一日，则民安一日”的政治见解而被解职还乡。

    回到泉州之后，陈庆镛并未闲下来，他四处联络，置办学校，教书育人。在泉州创办了“清源书院”又到厦门的“玉屏书院”去讲学。道光年间，由于内外交困，百姓的生活颠沛流离，民间出现不少弃婴，陈庆镛心生怜悯，在安海倡办了一所“育婴院”这是泉州近代史上最早的慈善机构。后来，陈庆镛又在“育婴院”的基础上，开办了工读学校，主张：“既要收养弃婴，还当具培育之责。”

    道光三十年（1850年）一月，咸丰皇帝即位之后，受林则徐和大学士朱凤标的推荐，陈庆镛被重新起用。咸丰皇帝复授他为御史补江西道监察，后又将他调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其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已袭卷大半个中国，攻陷、定都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整个清朝政府风雨飘摇。

    因其声势之浩大，各地会党纷纷响应，陈庆镛向咸丰皇帝请辞回乡，受命在泉州督办团练，与起义军对抗。在他的领导下，闽南地区的起义军很快就被镇压了。

    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三日，陈庆镛病逝于泉州团练公所，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