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武汉这个城市我太熟悉了。我在汉口同济医院出生的那天，这个城市正在下着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当时我的父亲正在省里开会。下午散了会之后，大雪已经封锁了交通。他向省委所在地水果湖附近的农民借了一头毛驴。他骑着毛驴从水果湖出发。由于崭新的长江大桥被各种停滞的车辆堵得水泄不通，我父亲就牵着毛驴坐轮渡过了江。然后又骑上毛驴穿过从前英国租界哥特风格的建筑，来到同济医院看我。仅仅也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生活片断，我就对这个城市没有了生疏感。我走在长江大桥上十分自然和贴切。我在武汉市芜杂如迷宫般的大街小巷里也不会迷路。关键时刻屏息静气地嗅嗅长江水的气息，听听轮船的汽笛声，我就可以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大概方位；我父亲骑着毛驴的身影，温顺的毛驴在碎石子马路上那踏踏的脚步声，便是我与这个城市永远的无形交流和无形联系。

    大毛对武汉市的印象非常混乱，甚至有一点儿厌恶。他认为一个城市有三大城区，而且互相之间都隔着大江大河，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多不方便哪！

    我问：什么东西多不方便？

    大毛想了想，也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大毛总是弄不清楚汉口、武昌和汉阳的位置。他经常指鹿为马。人在汉阳，说这是武昌吧？人在汉口，说这是汉阳吧。同学们经常笑话他，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他的自尊心。男人的自尊心就和小孩子一样，经常表现在很不关键的地方，比如他们就是需要装出什么都知道的样子，其实谁能够什么都知道呢。

    武汉市的街道不分东南西北，随着长江的流向分上上下下。这是大毛与武汉市达不成谅解的巨大矛盾之一。大毛说：我们的城市，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是方正的，道路都是有东南西北的。你看看北京，人家是首都，天安门城楼正南正北朝向，谁都好辨别。

    大毛气愤得唾沫飞溅的时候，我还没有去过北京。几年之后，我去了北京，站在天安门城楼前，看着长安街，重温大毛的话，觉得大毛的气愤是很有道理的。北京的道路就是非常地中规中矩。然而，我总在北京迷路。有一次去朋友家，我迷了路，路上的行人告诉我：你朝东直走，出了胡同再向北，走十来米远再往东。这明确的指向使我越听越糊涂，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哪儿是东哪儿是北？我们在北京行路需要太阳的指引，可北京经常没有太阳。那天就是一个阴天，我就没有及时地吃上朋友为我准备的好饭莱。而近一些年的迷路是因为空气污染太严重，现在北京的天空经常被铅灰色云气遮天蔽日。

    在北京遇上迷路而产生的感想我总是希望有机会告诉大毛。可是我和大毛总是在没有约定的情形下见面。这种见面总是突然得使你做不了任何有准备的事和说不了任何有准备的话。

    多年之后，我经常有机会短暂地享受北方城市的冬天，主要是在北京这个城市。北京的冬天的确是像大毛描绘的那样可以在房间穿毛衣，其实还可以穿衬衣和裙子。享受的结果是一再地加深着武汉冬天的痛苦和经常患感冒。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希望在严冬的房间里暖暖和和，还有许多别的内容。在前面我说过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东张西望长安街，想告诉大毛说北京的道路的确是很有规矩，尤其是和武汉相比。我的容易迷路我想责任在我，主要是我这个人没有方向感和路线感。但是我还想说的是，天安门广场，长安大街，包括故宫，在我第一次见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并没有给我应有的震撼。

    这让我很伤感。因为我小学一年级的第三课就是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第一课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两课都没有问题，岁月都让我慢慢地理解了它们的意义。第三课是实物，它就在那儿，我看到它具体形象的同时，想起的是所有对它的描绘，形容和赞扬。关键也不在于那些描绘，形容和赞扬与它有几分吻合，主要的是它没有震撼我。迷路不迷路其实足并不重要的，有没有获得震撼可就太重要了。对于一个世故的成年人来说，与之相遇没有震撼就意味着遗忘和抛弃。在故宫里头，我的失望和伤感使我悄悄地流下了眼泪。我怎么能够忍心遗忘和抛弃我童年时代的情感呢？’至于为什么不受震撼，我也说不清楚更多的道理来。我只是觉得对于一个终日与长江厮守的人，故宫的宏大没有达到惊人的程度。而且那方正的院子和方正的石板地，那锐角的宫墙，它们使我心里堵得慌。故宫没有随意的树和葳蕤的野草、没有水，地面的颜色是灰白的，酷似石灰，而石灰是一种干渴的没有生命感觉的物质。石灰的联想一经出现就烙进了我的经验里。千百次，北京居然以石灰的意象在我不经意的时刻闪现。其实我是喜欢北京的。其实我是不喜欢武汉的。这喜欢和不喜欢都能够说得出无数条理由。可由不得我的是：人实质上还是一头动物。我呆在北京的时间一长，鼻子就开始流血。我就一天到晚地喝水，到处寻找水果吃。

    我的身体也好像在渐渐地变成石灰，在皲裂，木僵和干枯。于是，对于长江的想念，对于湿润的想念，对于流畅的想念，对于一泻千里的想念，对于无边无际的想念，对于信马由缰的想念便占据了我的整个大脑空间包括夜里的梦。我的渴望是那种波浪舔砥河岸的本能渴望，无穷无尽，无休无止，无可阻拦。我想再说一遍，我是喜欢北京的，我是不喜欢武汉的。

    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和巨大的矛盾呢？

    在我二十岁的那个严酷的油凌日子里，大卡车还是来了。张司机说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怎么能够把你们丢在县里的招待所过年呢？张司机是我们医学院的司机，但是大卡车是武汉钢铁公司的。张司机必须接走被招工到武钢的知青和带走武钢的物资。我们不久就知道了所谓武钢的物资，就是洪湖某些领导赠送给武钢某些领导的土特产品，几箱洪湖的红心盐蛋，松花皮蛋，洪湖的莲藕和大青鱼，一竹筐乌龟王八和十几只老母鸡。那天午饭后，我们二十多个知青和这些散发着很大气味的年货，一块儿挤在大卡车的车厢里，由洪湖县向武汉市进发。

    平时的正常时间是四个小时到达武汉。那天我们走了十个小时。大卡车在公路上慢慢地爬行，好像它装载的真的是物资而不是人。我们十个小时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张司机停了两次车，要我们下车解手。我的脚受了伤，上下车极其不方便，再加上我死活也不好意思当着一群男知青的面走到路边的树丛里去解手。我没有下车。大毛下车之后给我带回来一根从树梢上折断的冰凌，我小心翼翼地无声地把它吮吸了。未来的武钢职工黄凯旋偷了一个皮蛋吃了。其他人都没有偷。有的知青说不敢。大毛不屑。大毛很鄙视地朝黄凯旋哼了一声。我觉得我真是没有看错大毛，一个正派的青年就是饿死也不能做小偷。因为没有吃东西和喝水，后来的六个小时就没有人下车解手。我们真的像要被饿死一样了。二十多个人东倒西歪，气息奄奄。对我们最严重的威胁还不是饥饿，而是寒冷。尽管卡车上有帆布车篷，我们还是被冻僵了。当难受开始的时候，我们想靠精神力量战胜困难。大毛向大家提议唱歌。

    我们就唱起歌来。而且专门唱高昂铿锵的毛主席语录歌。我们反复唱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后来，难受还是战胜了革命歌曲。

    黄凯旋就给我们唱黄色歌曲，黄色歌曲倒也引得大家兴奋了一阵子。黄凯旋的黄色歌曲是知青特色的，是对革命歌曲加以歪曲和篡改。比如歌剧洪湖赤卫队里面的歌曲，黄凯旋就这么唱：刘队长，有胆量，悄悄地摸上了韩英的床(悄悄地摸进了后厅堂)。

    等等。然而，最后还是寒冷和饥饿战胜了一切。在一片懒得说话的沉寂中，有一个瘦小的女知青嗯嗯地哭了起来。对于这种指向明确的哭泣，谁也无法劝慰，因为谁也没有食物和温暖给她。我也顶不住了。我主要是冻得不行。我的脚因为扭伤瘀血而血流不畅，已经整个地青紫，那寒冷的感觉是一种钻心刮骨的感觉。我咬着牙。我的头不由自主地没有规律地晃来晃去，一如风中的芦苇。语言在这个寒冷和饥饿肆虐的车厢里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这个时候大毛做出了一个惊人举动。大毛毅然地拿起了我的脚，脱下我的棉鞋，将我的一双冰疙瘩脚揣进了他穿着军大衣的怀里。我飞快地看了看四周的知青同伴，说：不！我想这下可糟了！这一下日后肯定会有人对我和大毛的关系议论纷纷了。我着急地再次说不。大毛对我的“不”坚决地摇了摇头。我用力抽我的脚，抽不动，我的脚被大毛用力握着。不一会儿，大家纷纷效法大毛，自动地分成两个人一对，互相把脚伸到对方怀里，其中不乏男女混合的对于。我释然了。二十岁的我那时候总是异常地谨小慎微，被“文化大革命”搞怕了，对大多数人群的意志总是盲目的敬畏和服从，通俗意义上正确的东西总是能够给我以安全感。我示意大毛，要他把他的脚给我，大毛再一次地坚决摇头。然后，他把目光掉向了别的地方。

    夜里十点多钟，我们的卡车进人汉口。看见汉口的密集灯光，我们欢呼起来。

    大毛说：到了吗？

    我告诉他：到了汉口，我们很快就要到武昌了！

    但是，大卡车过长江大桥移动得非常缓慢。武汉也下了油凌。我们掀开了车篷的门，看见大桥上有许多解放军战士在敲打桥面上的冰凌，还有市政的卡车在往桥面上撒盐。又用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大毛的脚冻伤非常严重，冻疮开裂流出黄水。后来的十几天里，他对他一双缠满了白色纱布的脚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足够宽大的鞋可以供他使用。大毛发誓说：我将来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城市！

    在大毛的脚能够穿到鞋子里面去的那一天，他就坐火车回长春了。

    寒假很短暂，春节过后我们就开了学。大毛没有按时返校。春暖花开的三月中旬，大毛才姗姗而来。我和大毛同班。我已经是副班长。老师让我批评大毛，我就是迟迟不批评。我怎么能够批评大毛呢？那样的话我不是太忘恩负义了！

    后来老师就找我谈话说：如果你是这样的当干部，那就太没有原则了。

    我说：我又不想当干部。

    消息传到大毛耳朵里，他对我说：其实你没有这个必要。你完全可以策略一点。

    从那时候起，大毛就显然地比我成熟和比我有经验。后来他一直都走在我的前面，任何事情他都处理得比我们要好一些——这是同学们的评价。也就是说大毛总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大多数人正在追求而追求不到的目标。开学后不久，传来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班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想重新参加高考，选择自己理想的专业和大学，还有自己喜欢的城市。但是高教部有规定说是在校大学生一律不准许参加高考。然而大毛疏通了我们学校的领导关系，参加了高考并且被北京一所理工大学录龋大毛是我们班的唯一。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大毛得以参加高考的原因是他给我们的校长搞到了一辆小轿车的指标。这种事情对于当时的我，是做梦也想不到的。